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运用科技手段保护和管理世界遗产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回溯世界遗产数字化保护发展，其历经50余年积累，已形成记录与档案、监测与管理、展示与解说等主要技术体系。

杜晓帆指出，尽管近年来全球遗产数字化进程加快，但多数仍停留在信息协同平台与监测预警平台建设阶段，“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如何处理超大规模、活态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面，也缺乏成熟经验。”

譬如，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发布的遗产地导航平台(UNESCO Sites Navigator)反映了当前世界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整体水平——仍以信息集成和基础服务为主要功能。

而当文化遗产要素资源相对丰富、类型更为复杂时，往往因资源属性差异大、保护标准不统一，面临更突出的价值保护要求与更高的管理难度。

2025年8月，大运河(杭州段)一景。　林波 摄

以中国大运河为例，2014年6月，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杭州是中国大运河沿线27座城市中唯一一处三河兼具的城市，遗产河道长度占中国大运河遗产河道的近1/10、遗产要素约占总量的1/8。

据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沈莺介绍，杭州“数智运河”系统于2023年底完成项目验收，已实现与交通、生态环境等7个部门、12类数据的实时共享，达到“一个平台管运河”的目的，“过去完成年度监测报告时需要协同20多个部门开展信息收集工作，现在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减少近一半的工作量。”

杜晓帆认为，杭州“数智运河”的突破性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技术路径上，它搭建了多跨协同的监测预警信息平台，探索出“水陆空星采集”“三维全息可视化”“数字孪生”等技术的综合应用；操作理念上，该系统以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视野审视遗产价值，利用数字技术连接起不同类型的遗产及其价值特征要素。

2025年7月，参观者佩戴可穿戴式VR设备在浙江杭州观展。　曹丹 摄

当下，中国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的应用已拓展到多个领域。在敦煌莫高窟，数字技术让千年壁画“永生”；在长城保护中，无人机航拍和三维扫描技术用于监测偏远地区的城墙状况；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VR技术让游客“穿越”到秦代……

“这些案例表明，中国正在形成文化遗产数字保护的完整体系。”杜晓帆说，“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落地，从数据采集到价值阐释，中国经验正在为国际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面对国际社会对数字技术可能弱化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质疑，杜晓帆以国际遗产保护文件演进为脉络展开分析。

“从《威尼斯宪章》对物质特征的保护，到《奈良真实性文件》将标准扩展至无形维度，再到《关于遗产真实性的内罗毕文件》强调活态传承，遗产保护理念始终与技术发展同步进化。”杜晓帆指出，“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运用。”

为规避数字风险，杜晓帆提出三重路径：一是坚守价值核心，明确标注“数字复原”等提示信息；二是整合物质与非物质要素，通过数字档案弥补技术情感传递的不足；三是构建政府、社区、市场、专家四方协同机制，确保数字化成果反哺遗产地居民。

当社区居民通过数字工具记录文化实践时，技术反而成为强化活态真实性的有力工具。杭州实践的突破性正在于此。

杜晓帆认为，这种“技术+理念”的双重创新，既是对国际遗产保护理论的生动实践，更为全球同类遗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杭州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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